元旦春节临近，人员大规模流动带来的疫情风险，成为许多学者关切的问题。
春运是大城市往中小城市，中小城市往农村的人群迁徙，也意味着疫情可能往脆弱人群更集中，医疗资源更薄弱的地区扩散。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，德国埃森大学病毒所教授陆蒙吉十分担忧，农村等脆弱地带是否能承受冲击。
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看来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疫情中，死亡都集中发生在高龄和有基础病的人群中间。我们当下首先要关注脆弱人群的健康安全，为他们筑起防波堤。沈岿是研究行政法的学者。他对澎湃新闻表示，政府应当在疫情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因为公共卫生事件与民众关系密切，传染病容易在人与人中间传播，需要政府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来防止大面积扩散，政府“不能过度退位、失位”。 沈岿认为最好的做法是，政府出台指导性意见，建议什么时候该就医，什么时候不该就医，普通民众哪怕没有经过医学训练也能够判断。这些指导性意见可以放在政府网站上，供民众随时参考。而且，可以放在非常凸显的位置，或者用显著的标题，让上网的民众能够在疫情转型期了解到关注的问题，比如自我防护、自我治疗指导意见等。从法律角度来讲，传染病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，政府要负起主要的责任。为什么叫公共卫生事件，它跟个人的感冒发烧甚至得癌症不一样，因为它跟民众关系特别密切，而且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，所以才需要政府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去防止大面积传播。 在新的防疫模式之下，不能像之前通过硬性强制的手段，防止传播或者完全阻断传播，但是，政府仍然要负起为公众健康负责的责任。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5条规定：“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，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治的疾病预防控制、医疗救治和监督管理体系。”这些条款都是对政府责任的一般性规定。所以，我说政府千万不要有缺位或者过度退位的思维。 现在防疫转型之下，政府一定要有意识，循序渐进地转型。这就相当于是在打防御战，以前一直打得比较好，但是病毒实在太厉害了，没有办法再全面防御，就开始打巷战，打巷战就得一步一步退，不能全退。全退的话，城市里的老百姓怎么办？等毒性慢慢弱了，脆弱人群受到的这种不利影响就会更少一些。科学的态度就要求我们预先就要设想，预先就要准备、有预案，原先的模式发生转变的话，应该怎么来对付新的模式下可能带来的冲击。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之下，政府必须首要关注脆弱人群的健康安全问题。怎么能够为他们筑起一个防波堤，防止或者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冲击，我觉得需要特别考虑。通过三年的防疫，哪些是脆弱人群应该是非常清楚的，我们应该首先保证他们得到必要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医疗资源。第一，提供抗原测试剂能够让他们判断自己有没有感染，如果做得好，还可以提供血氧仪；第二，提供必要的药物准备，我看到有些地方为脆弱人群发送所谓（抗疫）“大礼包”；第三，重症患者及时救治。我不赞同用“大礼包”这个概念，因为这不是一个礼物，这实际上是政府的责任，应该去做这些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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