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旦春节临近,人员大规模流动带来的疫情风险,成为许多学者关切的问题。
春运是大城市往中小城市,中小城市往农村的人群迁徙,也意味着疫情可能往脆弱人群更集中,医疗资源更薄弱的地区扩散。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,德国埃森大学病毒所教授陆蒙吉十分担忧,农村等脆弱地带是否能承受冲击。
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看来,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疫情中,死亡都集中发生在高龄和有基础病的人群中间。我们当下首先要关注脆弱人群的健康安全,为他们筑起防波堤。沈岿是研究行政法的学者。他对澎湃新闻表示,政府应当在疫情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因为公共卫生事件与民众关系密切,传染病容易在人与人中间传播,需要政府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来防止大面积扩散,政府“不能过度退位、失位”。 沈岿认为最好的做法是,政府出台指导性意见,建议什么时候该就医,什么时候不该就医,普通民众哪怕没有经过医学训练也能够判断。这些指导性意见可以放在政府网站上,供民众随时参考。而且,可以放在非常凸显的位置,或者用显著的标题,让上网的民众能够在疫情转型期了解到关注的问题,比如自我防护、自我治疗指导意见等。从法律角度来讲,传染病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,政府要负起主要的责任。为什么叫公共卫生事件,它跟个人的感冒发烧甚至得癌症不一样,因为它跟民众关系特别密切,而且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,所以才需要政府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去防止大面积传播。 在新的防疫模式之下,不能像之前通过硬性强制的手段,防止传播或者完全阻断传播,但是,政府仍然要负起为公众健康负责的责任。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5条规定:“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,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治的疾病预防控制、医疗救治和监督管理体系。”这些条款都是对政府责任的一般性规定。所以,我说政府千万不要有缺位或者过度退位的思维。 现在防疫转型之下,政府一定要有意识,循序渐进地转型。这就相当于是在打防御战,以前一直打得比较好,但是病毒实在太厉害了,没有办法再全面防御,就开始打巷战,打巷战就得一步一步退,不能全退。全退的话,城市里的老百姓怎么办?等毒性慢慢弱了,脆弱人群受到的这种不利影响就会更少一些。科学的态度就要求我们预先就要设想,预先就要准备、有预案,原先的模式发生转变的话,应该怎么来对付新的模式下可能带来的冲击。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之下,政府必须首要关注脆弱人群的健康安全问题。怎么能够为他们筑起一个防波堤,防止或者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冲击,我觉得需要特别考虑。通过三年的防疫,哪些是脆弱人群应该是非常清楚的,我们应该首先保证他们得到必要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医疗资源。第一,提供抗原测试剂能够让他们判断自己有没有感染,如果做得好,还可以提供血氧仪;第二,提供必要的药物准备,我看到有些地方为脆弱人群发送所谓(抗疫)“大礼包”;第三,重症患者及时救治。我不赞同用“大礼包”这个概念,因为这不是一个礼物,这实际上是政府的责任,应该去做这些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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